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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凶手还有谁害死了她

gecimao 发表于 2019-06-11 07:14 | 查看: | 回复:

  1964年,美国纽约市一位年轻女子、昵称“基蒂”的凯瑟琳·吉诺维斯在自家门前被人用刀捅死,犯罪过程共持续33分钟,28岁的受害者基蒂全身13处穿刺伤,凶手往返两度追杀基蒂,三次拿刀捅向她。《纽约时报》随后刊发头条新闻,宣称在案发过程中共有38人耳闻或目击凶案发生,但均未报警,引发全美对于都市人情冷漠的大讨论。50年后的今天,记者凯文·库克根据警察局档案、庭审记录以及自己的深入调查,试图再现这桩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凶杀案,以及回溯其对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

  酒吧经理基蒂可能招待过他几次,但都没有留心这个专注于啤酒杯的男人。他是黑人,但肤色比较浅,眼距较宽,眼神警觉,瘦削的脸上五官分明,留着稀疏的山羊胡子,下巴颏儿很尖。有人说他长得像只猫。

  那个男人温斯顿·莫斯利,那年28岁,和基蒂一样的年纪。一年后他参加过智力测试,智商高达135。

  他在雷格莱姆公司工作,这是一家商业机器公司,坐落在布朗克斯区北边不远处的弗农山镇。温斯顿的工作内容是给公司第一代计算机制作数据穿孔卡片。下班之后,他开车回到位于皇后区南奥兹公园的家,家里有他的妻子贝蒂、他们的两个男孩以及五条德国牧羊犬。

  这片地方正嵌在雅佳特赛马场和艾德怀尔德机场之间。如果路况正常,下班的温斯顿在6点一刻前就能回到家,但他有时候会中途找个酒吧喝上一两杯啤酒。为什么要赶时间呢?贝蒂可以喂饱狗和孩子们。一杯啤酒能够让温斯顿收获些许惬意,而他正需要放松。那就晚一些回家吧。不然,这可能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这些失眠的晚上,他只得半夜两三点钟悄悄下床开车出去兜风。

  1935年冬天将尽的时候,温斯顿在哈莱姆区医院呱呱落地。他的母亲范妮和父亲阿方索住在西一四七街的二楼公寓里,温斯顿是家中独子。在这间公寓中,他的父母夏天忙着灭跳蚤,而夏天以外的其他时候则和蟑螂、老鼠以及彼此斗个不停。

  有一天,范妮对当时九岁的温斯顿说,她肚子里长了东西。但那不是温斯顿的弟弟或者妹妹。她对温斯顿说:“是一个肿瘤。这叫癌症。医生会帮我把它切掉。”范妮于是去了医院,一去不返。她并没有死在手术台上。后来,温斯顿才了解到他母亲得的病其实叫作厌倦:厌倦了自己的丈夫,厌倦了哈莱姆区的生活,厌倦了要和阿方索以及温斯顿住在一起。她确实去了医院,但离开医院时回的是密歇根的老家。

  阿方索要在地铁里上夜班,自己照顾不了温斯顿。于是他把温斯顿送到了外婆家,密歇根州霍利镇的一个农场。十岁的时候,阿方索搬到了底特律,将温斯顿接回来自己照顾。阿方索对温斯顿说:“孩子,我爱你。”

  温斯顿在16岁的时候初涉性事,对象是他的姑妈,一个厌倦了丈夫的已婚妇女。温斯顿和她断断续续地相处了两年。他喜欢性,但两具躯体的纠缠和气味让他觉得恶心。

  1953年,温斯顿结婚了,但很快因为妻子出轨,婚姻结束。之后,温斯顿跟着阿方索来到了皇后区。阿方索开了一家修理电视机和收音机的小店。晚上温斯顿就挤在阿方索的小公寓里,白天搭公共交通去上班。

  几年下来,这个礼貌、守时的操作工已经深得公司老板的信任,一年能挣到超过4500美元,相当于在2014年的34000美元。

  在某个休息的日子,温斯顿在一家唱片店里认识了20岁的贝蒂,她是护理专业的学生,对这个有着羞涩笑容的年轻男子颇有好感。他们两人在1961年结了婚。第二年,贝蒂就生了个男孩,取名马克。温斯顿的收入再加上贝蒂作为执业护士每个星期挣的80美元,让两人能在南奥兹公园以600美元的首付买下一幢总价16000美元、四居室的洋房,每月还款125美元。

  在自己的家里,温斯顿渐渐养成了独自听唱片的习惯。有时候他几乎不和贝蒂说话,另外一些时候他似乎在刻意为自己的沉默做出弥补,他会亲吻贝蒂,不停地说她有多么“完美”,或者不断地拥抱和亲吻孩子,让小人儿不安地扭来扭去想要挣脱他的怀抱。

  他的情绪问题让贝蒂很担心。但她又能说什么呢?从很多方面来讲,温斯顿都堪称模范丈夫。温斯顿一家的社会地位今非昔比。有多少黑人能拥有自己的房子?十个里也不过一个吧。

  温斯顿躺在床上,他还醒着,很警觉。他在思考。最近他的想法总是顺着一条轨道跑。性。人种。尽管私刑、炮弹袭击甚至殴打参加自由乘车运动的黑人等事情都发生在南部地区,他觉得北方对黑人也并没有多友好。

  周末的晚上,他能闻到身边贝蒂的体味。她的身体散发出来的味道让他既渴望又厌恶,尤其是当她生理期的时候。但今天不是周末。这是一个星期四,苏特大街上的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

  那天傍晚,贝蒂吃完晚饭,准备去埃莫赫斯特医院上夜班。他亲了亲贝蒂,一边说着:“我爱你。你真是太完美了。”他经常对贝蒂说她很完美,这是他的真心话。温斯顿确实爱着他的妻子。不过她开车出去上班的时候,他仍旧会觉得高兴。

  他喂了狗,过了一会儿把孩子送上床,亲亲他们的小脑壳,和他们说晚安。他回到厨房,给自己做了一个三明治。冰箱里塞满了半打半打的啤酒,没什么空间放别的了。他最近越喝越多了。他拿着三明治,又拿了半打啤酒,走到起居室里。他坐在自己最喜欢的椅子上,一边喝一边打开了电视。

  在凌晨1:30到2点之间,温斯顿驾车一路向北,穿过了牙买加和希尔赛德,然后绕了个圈往南奥兹公园驶去。他总共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沿途只是观察。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捕猎般的行为。如果没有好的猎物,他情愿放弃。

  他善于等待。云层掩映之下,月亮只露出了一点点脸。3点不到几分钟的时候,他到了霍利斯,正在牙买加大街上往东行驶。

  正当他打算回家的时候,一个深色头发的年轻女子走进一部红色的菲亚特,朝着对面方向开走了。温斯顿掉头,跟着开上了大中央公园大道。前面那部前脸扁平的小车比他的科威尔要短上1米5,车重也要减去450公斤左右。但那个女人开得飞快。他得猛踩油门才跟得上。她在皇后大道出口下了公园大道,朝左转进了奥斯汀大街。

  他一路跟随着红色菲亚特来到长岛火车站。菲亚特在车站的空地上停了下来。脏兮兮的白色科威尔又往前开了大概半个街区,然后温斯顿把车停在了一个公交车站前,一排光秃秃的树杈底下。他戴上一顶绒线帽,急急忙忙朝火车站跑去,菲亚特的司机正在锁车。

  她转身朝着都铎公寓走去,还剩大约15米。这时候的邱园很安静。当年,邱园是皇后区最小的镇,是一片绿意盎然的中产社区,这里的住户大多是有正式工作的人。

  药店和咖啡馆早就关门了。二楼公寓的窗户都黑着。通向自己公寓的大门开在楼房的后部,朝向铁轨。那里很暗,但是楼房朝向奥斯汀大街的人行道都笼罩在昏黄的路灯下。基蒂一定感觉到了危险,因为她朝着灯光走去。她可能暗自希望百利酒吧还在营业。也可能她想到了在奥斯汀大街和莱弗茨大道的交叉口有个紧急报警电话。

  有人在砰砰地敲门。基蒂的伴侣玛丽安说:“敲门的声音把我吵醒了。我很害怕。早晨4点来敲门的会是谁呢?”

  是警察。他们说基蒂被人袭击了。被刀子捅了。她被救护车送去了皇后区综合医院。她失血很严重,情况不乐观。

  玛丽安觉得自己好像要吐了:“我浑身都失去了知觉。”警察的无线电吱吱啦啦地响着。那些站在房间里的警察,其中一个告诉她,基蒂已在送医路上身亡。

  这时候所有的灯都亮起来了,楼里一片嘈杂。皇后区特警紧急勤务小组也被叫来了,还有指纹采集分队和照相分队。长岛火车站的停车场被警方围了起来。很快,就有总共40多位探员、技术人员和巡警在犯罪现场忙活。

  两人的共同朋友,卡尔·罗斯过来陪着玛丽安,带了瓶酒。罗斯看起来好像宿醉未醒,很疲惫。他给自己和玛丽安各倒了一杯伏特加。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他一边慢慢地喝酒,一边说些安慰的话,但只字未提自己之前在房间里看到或者听到了外面的什么动静。

  皇后区凶案组探员约翰·卡罗尔和杰里·伯恩斯在那天上午稍晚的时候接手了案件。他们询问了基蒂和玛丽安的十几个邻居。他们认定最大的嫌疑人是玛丽安,但并未找到指向玛丽安的证据。

  所以后来,警方把玛丽安的名字从嫌疑人列表上划去了,但并没有通知她。警方手上现在什么都没有,没有凶器,没有嫌疑人,没有线索。

  然后,命案发生之后的第五天,在3月18日的下午,家住科洛纳的克里瑞看见有个皮包骨头的黑人从他邻居家里搬出了一台电视机。

  克里瑞看着他把电视机搬上了一部白色的科威尔,然后又悠闲地走进班尼斯特的家门。他走得如此轻松,甚至一边走一边吹起了口哨。他在屋子里的时候,克里瑞拨通了另一个邻居的电话。

  克里瑞从窗户里朝外望,确认那个黑人还没出来,就走到路边停着的科威尔那里。他打开前盖,拔出了分电器盖,然后砰地关上车前盖,回到自己家里一边等着警察来一边观察。

  瘦瘦的黑人又回来了,这次他是空着手的。他的车启动不了,于是他下车,晃晃悠悠地走了。他一点儿也不匆忙,甚至当接到报警电话开着警车赶过来的巡警叫他停下的时候都没有跑。

  在阿斯托利亚的第114号警署里,约翰探员审问了这位入室盗窃的罪犯。温斯顿坐着,双手放在大腿上,神态一片平静。他很快承认了入室偷窃的罪名。

  但温斯顿木然的表情让约翰觉得这个男人还没有把事情全部招供出来。同一天下午,约翰在警署对温斯顿进行了第二次审问。他还想要问问最近皇后区发生的其他案子,一些没解决的案子。起手第一件就是基蒂的凶杀案。有目击证人说在犯罪现场看见过一部白色的车,有可能就是一部科威尔。温斯顿对此有何感想?

  约翰不相信。他说:“不是的。是基蒂抓伤的吧,就在你拿刀捅她的时候弄的。”

  在报告中可以看到,“房间里一片寂静。……温斯顿几近羞怯地环顾四周,然后他的嘴角边露出了一抹几乎看不见的微笑。当时是5:57。他说:‘好吧,人是我杀的。’”

  温斯顿对探员们坦白了自己如何在3月12日的晚上开车出门,外套口袋里装着一把带锯齿的猎刀。他讲述了自己如何看到基蒂在霍利斯的牙买加大街上钻进了菲亚特,然后开车尾随她到邱园,突然袭击了她,杀死她,再逃跑。探员们不是很确定是否应该相信温斯顿。他们需要细节,于是他们让温斯顿接着说。很快,温斯顿就提到了只有凶手才有可能知道的东西:“她在用卫生巾。”玛丽安和法医是仅有的知道基蒂正在生理期的人。

  那天傍晚晚些时候,经过了八个多小时的审问之后,温斯顿开口要求吃晚饭。“我要一个双层汉堡,淡咖啡,不加糖,还要一块法式苹果派。”食物送来的时候,他表示可以继续说:“我不介意一边吃一边谈。”他还说了一些只有凶手才知道的事情,提到他偷走了一个棕色的皮夹——玛丽安圣诞节的时候送给基蒂的那个。他说他找到了总共49美元,然后在当天早上上班的时候把皮夹扔在雷格莱姆公司停车场边的杂草里了。探员们确实在那里找到了皮夹。

  他出生在布鲁克林区,时年42岁,曾是《纽约时报》国际新闻版的责编,后来调动到地方新闻部当记者。上司是罗森塔尔,《纽约时报》新上任的地方新闻责编,虽然他们是差不多同时进的报社,两人在晋升路上一直互相较着劲,但最终罗森塔尔胜利了。

  甘斯博格一到罗森塔尔办公桌前,罗森塔尔就把从警察局长那边听来的消息和盘托出。然后他说:“我想要你去一趟邱园。”

  甘斯博格花了三天的时间采访目击者、邻居和警方。勤快的跑腿让他得以重现整个事件。当时,基蒂的被害在正经大报上不过是条简讯,倒是有几份不入流的小报把酒吧女招待之死写成低俗故事。3月27日,案件发生两个星期之后,《纽约时报》把这篇报道放在了头版,给了四栏位置。

  文章颇为戏剧化的开场白恐怕是责编罗森塔尔写的:“皇后区邱园有38位可敬的守法市民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围观了一起凶手尾随并分三次用刀攻击一名女性致死的案件。”

  《纽约时报》在当时是全球最权威的新闻媒体之一,影响力一时无两,使得这件发生已经两星期的“旧”闻顿时引起了轰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麦克·华莱士录了一段叫作“冷漠的美国人”的时事短评,为都市中人与人的隔阂以及城市道德准则的丧失大唱悲歌。

  罗森塔尔对这条报道造成的影响十分满意。他甚至可以对其中一些小错误视而不见,比如标题里写到了“37人目击凶杀但均未报警”,但报道中提及人数时却用了“38人”。还有其他的错误,但没有人注意到。公众们的注意力都被集中在了同一个地方:当今的美国人竟然是如此地残酷和冷漠!尤其是那些住在纽约,特别是住在邱园的家伙,那至少37个坏心肠的撒玛利亚人!等等,是不是38个?

  但检方相信,在那天晚上曾听到过基蒂叫声的邻居应该有40到50个人。其中多少人是半梦半醒的?多少人翻了个身就又睡过去,完全忘记自己听到过什么了?多少人曾走到窗前,但不确定自己看到了什么?又有多少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徘徊踟蹰,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当他们回到窗前的时候却发现街上已经空空如也了?

  在记录中,只有五六个邻居真的看见、听见了足够的信息,明白过来基蒂正在遭遇致命的危险。其中两个还不能上证人席,“那两个邻居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知道基蒂正在被人杀死,然而还是什么都没做。但你不能让这样的人去庭上作证,因为这可能干扰陪审团的想法。陪审团可能会怪罪他们,而不是真正的凶手”。

  其中一个“不是好东西”的家伙叫约瑟夫·芬克,他是奥斯汀大街上都铎公寓对面那幢莫布雷公寓的大楼副管理员。芬克上夜班,为住户和访客开电梯。他的岗位在大堂里,从他坐着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基蒂遇害那晚所在的人行道。检方在4月的时候讯问了他。

  他的回答是:“是的,我看见了。”他所在的位置距离现场不到50米,他看见一个戴着顶绒线帽的瘦弱男人从背后捅了基蒂一刀。芬克还记得那把刀的刀锋反射出的光泽。他说:“我想过要下楼去把我的棒球棍拿出来。”区助理检察官弗兰克·卡恰托里问他:“为什么你没有去拿呢?”

  芬克只是耸了耸肩。他确实下楼去了,走到一间配有一张简易床、一盏台灯,还有一部电话的房间里。但芬克并没有拿起球棒,也没有拿起电话报警——他径直去睡觉了。他已经干了一整天的活,为什么还要跑到街对面去自找麻烦呢?

  罗斯在那个晚上喝了大半夜酒。在凌晨大约3:30的时候,他正坐在都铎公寓二楼他的房间里。这时,他听到了外面的响动。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会是他认识的人吗?那是在呼救吗?叫喊声就在他的窗下——就是那扇朝向奥斯汀大街的窗户。

  天生胆小的罗斯当时喝得东倒西歪,他并没有打算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就这么一直坐着,等待着,希望那些嘈杂的声音就此停止。很快,外面就静下来了。他放下心来。

  过了一会儿,又一阵声响吓了他一跳。这一次是从公寓楼后面朝向铁路的那边传来的。难道是他被包围了?他听到了扭打声。闷闷的、好像被捂住嘴的呼叫声。那声音一直不断。罗斯站在房门口,但没有开门。他在门后踱步,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最后,他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他把门开了一条缝。

  在他门外的是通向狭小门厅的楼梯。罗斯看到楼梯脚下有模糊的身影。一个是背部着地、仰面躺着的基蒂。还有一个男人拿着刀压在她的身上。基蒂想要说话。那个男人在用刀子捅她。然后他停了下来。

  起初,罗斯告诉探员他听到从公寓楼的前面传来了尖叫声,那是首次袭击的现场。后来他改变了说辞。他说他现在想清楚了,他确定起初什么也没听到,后来最先听到的响动来自另一个方向,也就是房门外的楼梯井那边。

  警方和检方甚至愿意打赌他肯定在说谎。罗斯房间里朝向奥斯汀大街的那扇窗户几乎就正对着温斯顿第一次赶上基蒂的地方。他是距离现场最近的人。基蒂在人行道上大声呼救,“天啊,他捅了我!救命!”,那声音很响,就连同一栋楼里12岁的麦克·法勒——他距离现场至少有20米——都被从睡梦中惊醒了。

  基蒂的呼救声还吵醒了奥斯汀大街对面公寓楼里五楼甚至六楼的住户,更远一些的公寓楼里也有人被叫醒。所以,当罗斯翻供,声称他第一次听到的尖叫声来自另一个方向的房门之外的楼梯井时,警员们知道他没说真话。

  基蒂最初的呼救是最大声的,之后一次袭击在罗斯家楼下的楼梯井里,她并没有大声尖叫过。当时温斯顿已经再次袭击了她,基蒂的肺部已经被刺穿了,几乎无法再吸入空气。她已经喘不上气了。

  罗斯不仅坚持说他听到的唯一一次呼救声是从楼梯井传来的,他还否认了看见有人用刀子捅基蒂。公诉人斯科勒回忆说:“我们当时就知道他在说谎。”因为罗斯在打电话报警之前还曾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他听起来很害怕,他说有人正在楼梯上袭击基蒂。

  如果他没有看见有人袭击她,那么他是怎么知道被袭击的人就是基蒂的?就这一点不停被质问之后,罗斯变了说法,回到了老路。他承认自己把门开了一条缝。他说:“我只开了一点点,刚够听听发生了什么。”

  温斯顿却有不同的说法。“我当时正躺在她的两腿之间,”非常配合的被告人说,“我听到楼梯上有扇门打开了。我眼角的余光瞥到那里有个男人正在偷看我们。”在温斯顿的供述中,那个楼梯顶上的男人“飞快地关上了门”,过了一会儿才又开始偷看。

  最后罗斯终于承认了自己在编故事。真相是他所听见的和看见的都比自己承认的要多得多。他说自己确实是喝多了,而且很害怕。既害怕那个凶手会掉转刀头冲着他来,也害怕警察会问东问西,问他是谁,问他怎么会看到听到这些事情,问他为什么听起来醉醺醺的。因此他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那个朋友跟他说别去多管闲事。

  然后他又打电话给一个邻居卡萝尔·塔兰蒂诺。罗斯在电话里号啕大哭:“我应该报警的呀!”但他不想有警察来敲他的房门。塔兰蒂诺对他说:“上我这儿来吧。你可以来我这里打电话。”

  这时候,喝醉了的罗斯面对着另一个难题。走楼梯的话,他将和挥着刀的凶手面对面。所以他从窗户爬了出去,来到公寓楼的木瓦屋顶上。他一直爬到了塔兰蒂诺家的窗口,然后跌跌撞撞地翻进了她的房间。塔兰蒂诺这时候又给另一个邻居格蕾塔·施瓦茨打了电话,施瓦茨再打给了住在基蒂和玛丽安对门的法勒夫妇。索菲·法勒在电话里大喊:“快报警!”最后,在3:55,罗斯终于拨打了报警电话。

  后来,在盘问之下,罗斯解释了他当晚的想法。他说:“我就是不想被牵扯进去!”

  他的供述臭名昭著。没过几个星期,罗斯的这句话就成了最能显示城市里人情淡漠的名言。当然了,没人记得这句话究竟是谁第一个说的。

  1964年6月8日,星期一,天气晴。温斯顿在这一天被送上法庭,等待他的是生或死的判决。

  庭审的第二天。卡恰托里传唤罗伯特·莫泽尔走上证人席。莫泽尔住在莫布雷公寓的七楼,从莫布雷公寓能隐约看到奥斯汀大街北边的犯罪现场。基蒂的呼救声把莫泽尔从熟睡中吵醒,当时是3:15至3:20之间。莫泽尔告诉法庭:“我听见有个女孩儿在大声喊‘救救我,救救我’。”

  他说他走到窗户边上,看到有个男人在人行道上俯身朝向一个女的,他在打她。莫泽尔以为这是谁家的夫妻在吵架——虽然不怎么令人愉快,但这样的场景在百利酒吧门外并不少见。不过说到底,打女人是不对的。莫泽尔抬起窗户朝外面大喊:“放开那个女孩儿!”那个攻击者逃跑了。莫泽尔看着基蒂站起来,朝着铁路方向,往街角的药房走去了。然后她摇摇晃晃地转过路口,走出了他的视线。莫泽尔回床去了。

  空姐安德烈·皮克住在莫布雷公寓的四楼,在莫泽尔下边三层楼。她作证说确实听到莫泽尔喊了“放开那个女孩儿!”,也看到了攻击者飞快地跑开了。但和莫泽尔不同的是她继续待在窗户边上,“差不多就是吓呆了吧”。她回忆说:“过了几分钟,那个男人又回来了。”

  她看着那个男人,他戴着一顶窄边的软呢帽子,帽檐上还插着一根羽毛。他在察看通往火车站的大门。他发现门都锁着,然后他朝着都铎公寓楼的背面走去了。然后她就看不到他了。她拨打了警方的电话,但她接着作证说:“可是我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一方面对自己的英语没什么信心,一方面不确定自己究竟看见了些什么,而且也害怕对警方表明自己的身份,她又把电话放下了。

  她说:“没有了。”那个男人转过了基蒂住的公寓楼的街角。“我什么都看不到了。但我听到了最后两声叫喊,‘救命,救命。’”

  那天上午稍晚一些时候,卡恰托里将索菲·法勒叫上了证人席。索菲开始对法庭讲述她如何在温斯顿初次进行攻击时听到了基蒂的声音。“我听到有人在尖叫。然后我仔细听,却没有其他声音了。所以我又睡了下去。”过了半个小时,电话响了。是另一个邻居,她说有人在拿刀子捅基蒂。

  索菲·法勒是最后一个上庭作证的目击证人。卡恰托里不需要其他人来了,尤其不要芬克和罗斯出现,生怕让被告有机会反去指责那些基蒂的邻居,就好像《纽约时报》以及那么多人已经做过的那样。

  在卡恰托里看来,庭上的唯一一个魔鬼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男人,而他的任务就是确保那个男人被送去接受他应得的2000伏高压电。

  玛丽安曾在庭审之前遇到过检察官们,但如今已经想不起这些会面了。她说:“当时我没日没夜地在喝酒。”她同意了事先编排过的说辞,即自己只是基蒂的朋友和室友,这是一个对双方都有好处的谎言。检方想要确保所有的关注点都集中在温斯顿的残忍上,而辩方也希望陪审团成员相信温斯顿只是精神错乱。基蒂的性取向对任何一方来说都可能让人分心,因而成了秘而不宣的内容。

  玛丽安指认了她在上一个圣诞节送给基蒂的棕色皮夹,现在它被贴上了9号呈堂证物的标签。然后卡恰托里又展示了一样从犯罪现场发现的物件。

  玛丽安低声说:“在地上。”当救护车将基蒂带走之后,她曾在沾血的门厅里看见过这些钥匙。

  法官斥责了她:“我听不见你在说什么,小姐。如果你想要自言自语,那就请你离开证人席。陪审团想要听到你的证词。请说得响一些。”她说:“我想我是在地上看见的。”

  又过了一分钟,让玛丽安感到恐惧的公开表演就结束了。她可以走了。在她离开证人席的时候,她经过温斯顿面前,距离他不过几米远。

  她曾经幻想过要狠狠地盯着他看,逼着他低下头去,或者朝他吐口水,或者上去扇他耳光。她甚至幻想过要杀了他。而当凶手真的坐在她面前的时候,这样的想象却分崩离析。她甚至无法看他一眼。

  玛丽安走出了法庭,无视那些坐在旁听席和等在大厅的报社记者。她走下法院的台阶,离开了皇后区,没有回头。

  伯杰和妻子卡萝尔在1957年以新婚夫妇的身份搬来了邱园,他们如今已经在曾经发生了那件凶杀案的街角住了半个多世纪。

  “凶杀案本身其实并不算轰动,但后来《纽约时报》那篇报道出来之后,这件事情一下子就变成头条新闻了。”

  “后来就有记者源源不断地上我们这里来。记者,还有心理学家。对了,他们好好忙活了一通。总有人来按门铃或者把我们堵在街上,追问‘你认识她吗?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不为她做些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夫妻吵架,或者是情侣喝醉了打情骂俏,谁知道呢?谁会没事找事出去弄清楚呢?”

  “有人搬走了,尤其是那些住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人。那里有很多公寓都空着。谁想要住在那样的地方啊,感觉就像是闹鬼的房子一样。”

  罗斯也搬走了。有人说他往西边搬去了,然后再也没有人听说过他的消息。记者们在3月底和大半个4月都在奥斯汀大街上追着玛丽安跑,所以她也搬走了。

  她说:“他们纠缠着我,大声喊出各种问题,‘你现在感觉怎样?’嘿,你们觉得我应该感觉怎样?”事实是她觉得糟透了。甚至有些愧疚。因为当基蒂被人袭击的时候她却睡得安稳。因为基蒂死了,但她还活着。玛丽安在房间里躲了好几个星期,那里仍旧到处都是基蒂的东西。罗斯会过来,“然后我们喝伏特加,喝上一整天”。

  玛丽安在远洛克威租了间房子,要搭地铁线穿越整个皇后区,过了机场之后才到荒凉的洛克威滩。在那里,她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聆听海浪的起伏。

  她用一张照片做参考,继续画着基蒂坐在公园长椅上的那幅画。她说:“除了开庭那次,我再也没有回过邱园。”

  本文选自世纪文景图书《旁观者:一桩美国凶杀案的现代启示》,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

  投稿给“人间-非虚构”写作平台,可致信:稿件一经刊用,将根据文章质量,提供千字500元-1000元的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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